西藏邦达机场新跑道或年底建成

我们在看待儒学与科学关系的时候，一定要跳出西方中心论，不要以西方近代科学作为唯一的参照，而要充分重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及其独特的研究范式。

孔子诸夏无君思想的指导意义在于：在建构或选择制度的时候，应当考虑这样一个指标，即：即便在最高领导人空缺时，这个制度也是稳定的。邢昺疏云：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

（《论语·为政》） 所谓损益，就是在既有的社会规范系统及其制度上，去掉一些旧的制度规范（损）、增加一些新的制度规范（益），其实也就是从整体上重建一套社会规范及其制度。上述争论双方都只看到了差等之爱的一面，忽视了一体之仁的一面，都基于对孔子仁爱观念的误解。归根到底，面对社会转型，孔子的宗旨是要重建社会秩序——建构一套新的礼。于是召公虎出面，代表厉王的旧臣，请卫武公暂时代行执政，自己与周公（周公旦的后代）等组成贵族会议辅政，史称周召共和。[14]《尚书》：《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事实上，孔子的思想恰恰与之相反，那就是孔子的诸夏无君论：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与否，并不取决于领导者的善否，而是取决于社会制度的善否。否则，即便领导者在位、甚至德才兼备，社会政治秩序也缺乏稳定性，任何维稳都是无济于事的徒劳。时下那些自我标榜为新儒家的人士，却未必承续了儒家的真精神。

对于这种中国政治，儒家思想只是构成了中国政治的古典理想，塑造着一代代儒者的政治人格追求，与变革现实政治的根本制度创设关联不大。不幸的是，20世纪以降，激进主义潮流翻转中国大地，儒家一脉随波逐流，为国共两党分别担纲的现代国家建构所逐渐抛弃，日益边缘化。现代新儒家要首先搞清楚何为现代政治，何为现代的自由、民主、法治与宪政，那些不能理解与结合现代自由民主的所谓政治儒学，其诉求的只不过是一种现代士大夫的桃花源记。所谓的三代之治以及儒家宪政，只是一种士大夫的政治理想，3000年现实存在的是一个中国特色的皇权专制体制，儒家只是有限度地予以一定的权力制约和文明教化。

在我看来，只有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以及制度实践，才可以有效克制儒家思想的泥古倾向，摆脱花果飘零的历史处境。（ 《财经》杂志2014年第30期） 进入 高全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家思想 。

现代中国政治的塑造来自于中西碰撞、由外而内的演变，这一现代化进程虽曾激发出中国古典政治的微弱生命力，但后者要成为主体性力量还需要艰难的创造性转化，尤其需要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一个世纪以来，直到今天，儒家面临的现代性转型，仍然尚未完成，因此，也就不可能对现代中国的政治转型发挥结构性的主导作用。但另一方面，这也对儒家构成了考验，迫使儒家拷问何为现代政治，而不是盲目投机政治，否则很可能重蹈传统儒家沦为皇权专制的附庸之覆辙。对此，可以说，尽管某些伟大卓越的儒者，担负起儒家的理想使命，或者抵制朝廷的专制权力，修史明道，研发义理，或者忍辱负重，主持有关体制改革，暂解朝廷危机，但从人类历史演进的大尺度来看，传统儒家在面对政治时，并没有真正过关，也没有开启出一个古典的自由社会秩序。

古今之变以来，面对现代政治，儒家如不能在规范意义上结合自由主义核心义理和宪制经验，则可能重新堕入新的儒法合流式权力专制主义之窠臼。本来顺应时代潮流的康梁戊戌变法，其骤然失败显然与其新公羊学的激进主义不无关系，相比之下，同样是秉承着儒家精神的以张謇为代表的晚清立宪派，却能够在政制变革的重大关头，左右开合，赞助民国，赢得现代中国政治的古今之变。死守古代教条的儒家不是周孔之道，其实早已背离了孔子，现代新儒家应该向现代世界敞开，向西方社会敞开，世界大同，天地一心，这种普遍主义的人类精神，才是儒家的真精神。我们看到他们很难抵制政治的诱惑，更少有前贤的世界格局与恢弘气象。

因此，儒家复兴的生命力来自现代社会的生长，它们的发展主要系于如何汲取现代宪制的制度设计原理，推进现代性的自由伦理与社会自组织系统的发育壮大。在中国漫长的皇权专制主义时代，儒家通过一系列观念、教化与制度，在制约强横的君主专制集权方面，还是取得了重大政治成就的。

儒家治理体系契合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在大一统之皇权与地方自治之绅权之间以及皇权统治秩序内部的权力构造与议事框架上，儒家打造着清晰的道德原则(道统)与制度创制(政统)，在同时代的轴心文明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构成，也是中国超大规模共同体治理哲学与治理制度的支柱，有着一定的限制和塑造优良政体及宪制框架的规范意义。这些新儒家的思想论述，显然符合现实政治权力图谋的国际关系中的敌友政治论，助推中华崛起的国家主义迷梦，不期而然地与新左派的国家主义和极右派的复古主义合流在一起，新儒家的这一动向无疑值得警惕。

但晚近150年来，敦厚、行健的儒家却深受公羊学激进主义和玄思空想主义之影响，逐渐脱离了原儒与时俱进的实践理性和改革精神。晚近十年，随着中国市民社会的日渐成型，人心和世道的返璞归真，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儒家思想，开始孕育发声，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社会思潮，并且带动起一定的社会践履运动，在文化和社会诸多领域，矫正各种激进偏颇的观念、认知和行为，在恢复一个社会的常识、理性与传统方面，日益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升降浮沉，承转启合，遭遇过灭顶之灾，也有过复苏转机。第一个问题很重要，它构成了所谓政治儒学的核心点，中国儒家思想的新旧公羊学说就是围绕着如何面对政治(君权)展开的。但必须搞清楚的是，何为现代政治，何为现代国家，我们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现代史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惨痛教训，那就是在权力政治的巨大漩涡之中，相当多的知识人(包括儒家)罔顾现代政治的本质属性，极尽背书之能事，丢弃了仁义廉耻，背离了天道人心，对此，我们要保持足够的冷静与审慎。究其缘由，概因二者之间多系仁政道义层面的维系，治理秩序由于传统社会基础的瓦解而遗失。

清末郭嵩焘所谓三代之治在英美尽管有浮泛偏颇之处，但却正确指出了儒家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方向，这绝非全盘西化的幼稚主张，而是提示儒家重新进入中国历史所必要的现代性维度，舍此，则儒家似并无资格成为现代中国之规范基础的一分子，更遑论居中为正。第一，儒家如何面对政治? 政治是什么?虽然从学理上众说纷纭，但有一点还是得到普遍认可的，那就是政治与权力有关，或者说能够统治一个社会或治理一群人，就是政治。

儒家是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健康力量，但由于备受历史摧残，本来就不是现代中国社会的担纲者，加之又被一轮又一轮激进主义革命派清除，就更没有能力为现代中国社会提供系统的价值论证与制度设计，提供现代更化的智识资源，而不得不委身内在化为心性之学，承认并追随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并由此步入现代世界。希望当代新儒家能够一路走好，将儒家真精神发扬好，与时俱进，明辨是非。

即使局限于评判传统儒家面对传统皇权政治时的实际作为，尤其是限制与塑造权力的制度性成就，则亦难于乐观论定。第三， 何谓儒家的真精神? 一直有一种提问：孔子如若活在当代，他会如何?这其实涉及何为儒家的真精神。

儒家当然没有必要排斥和回绝政治。对于公羊学的是是非非，今天我们大可不必过于深究，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那就是儒家并不以政治权力的执掌为国是之根本，而是追诉其合法性来源，求诸于天道人心，并以历史为借鉴，构建一套辅助君主的治理秩序。时下，主政者主导下的全面深化改革议题很多，三中全会聚焦治理现代化，四中全会聚焦依法治国，这些主流议题都有着鲜明的现代政治特色与取向。检点一下中国现代思想史，我发现很多真正的儒家并不自我标榜为新儒家，而且始终对政治权力保持着足够的审慎与警觉，比如陈寅恪、余英时，甚至反对过儒家的胡适，恰恰是他们，反倒与儒家精神之现代发扬若合符节，开辟出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典范。

大一统格局下的外儒内法或阳儒阴法，乃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即便儒家有一种政治儒学的诉求，那也不是复古王制，像传统儒家一样高攀庙堂，依附权贵，而是戮力构造宪政儒学图景，试图通过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对专断暴力的警惕和对公民社会的推进，来展示其现代性的政治诉求。

对于现代新儒家尤其是当代大陆新儒家来说，如何面对政治，在我看来，就有双重的含义。我以为这才是活生生的儒家，才是赓续古今的儒家真精神。

当代大陆新儒家重探华夏治理秩序史是对这一激进主义的积极矫正，但若轻易断定中国古代存在儒家宪政主义则属于矫枉过正，也是对自由民主宪制原理的过度发挥。第一，需要辨析传统儒家如何面对政治。

我们知道，建国后儒家屡遭摧残，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有所恢复，但也主要是在民间社会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而自发生长。虽然中国政制也已经历古今之变，早在100多年前就建立起现代国家，但关于政治的传统认知也还没有多少改变。我以为活在当今的孔子不会仅仅只是追溯三代，复古周礼，而会积极投入现代社会的转型，革故更新，塑造儒家的真精神。尽管在理想的学理论证上，存在道统—政统之分殊，但实际政治中发生的政统对道统的反向逆袭，乃至于凌驾其上，比比皆是。

这套儒家治理秩序，在中国历史中虽然并没有构成一种真正制约君主权力的宪制力量，但在某些时候，也曾经达到了某种君臣共和的治理之道，例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于汉代政治，作为典范的宋朝君臣共治天下。但儒家在面对政治和走向民间的双轨制复兴过程中，如何与自由主义现代政治相结合，如何完成道统—政统结构内部的现代性的宪制构造，如何对待民主、法治与人权，则成为儒家整体尤其是政治儒学当代面目、形象与历史定位的关键。

笔者作为儒家思想价值的支持者，提醒儒家诸君审慎警惕，要时刻反问儒家需要何种政治，如何达致政治清明，如何推动自由民主的政治发展，而不是逞一时之雄辩，助长了另外一种非现代的政治图谋。至于余英时对儒家文史之道与治理传统的理解，虽然未必环环入扣，但却能够站在现代自由民主的基点上，深入儒家经史之堂奥，梳理出走向未来的开放性理路。

第二，儒家如何面对现代政治? 应该指出，现代中国的政治之演进是在与西方世界的交汇碰撞中展开的，儒家在古今中国的现代化变迁中，并不是主导者。以自由主义为标榜的胡适在独立评论国民党训政与蒋介石统治时期的自由独立人格，亦可视为传统儒家道统使命下对政治的距离意识与批判精神之现代表率。